阑尾与档案
似水流年，转眼已是戊戌季春。
掐指一算，我这四十出头啷当人，失业断保2年半。
典型的三无社会闲杂，搁严打就是重点嫌疑对象，搁现在也别扭，小区的大爷大妈可爱寒暄：上班去了啊、下班了啊、没上班啊？
寒暄几次就整明白了，这小子根本就无班儿可上。
嗯，属于“社会不安定因素”。
除了每年两会，北京见天儿还有别的大活动，也都是街道居委会安排红箍箍站路口之时。
生怕对接了大爷大妈们警惕的目光，买个菜都跟做贼似的。
这才动了个人参保的念头，就当给社团交保护费吧，买个心安，今后出门跟街坊打招呼，也可以直起来腰板儿。
这一念不打紧，招致后来循环往复的徒劳无功。
至少在北京，个人交社保的前提是得将档案存放在户口所在地的人才中心。
可我得有30年没见过自己的档案了。
这档案就像阑尾，平时想不起有，一旦发炎才明白它是一条多么痛苦不堪的存在。
割了吧！
社保中心的态度是：不行，割了它我们就不认你这个人。
得，那就一家一家地找吧。
要命的是，从90年代末起，我换过近10家单位。
中国国际广播电台、中国体育报、体坛周报、足球报、体育画报、环球时报、南都周刊、凤凰网、端传媒......
找了近一年没有任何进展，除了意外了解到，其中两家单位当年负责人事的老师，不幸去世了。
狗年狗运，终于在第四次去到国家体育总局人力部门时，寻找到了线索：很可能在2004年时转去了广州。
与广州原单位联系，前两次都说当年负责人事的人早离职了，他们找不到相关记录。
终于在第三次联系时，得知我的档案还真在那边，只是人家单位早已从事业编制转成了企业，没有了管理档案的责任和义务，唯一能帮到的就是让我自己把档案拿走。
那就南下广州把档案请回来？
“不行，我们接不了你的档案，得走机要，公对公，”北京这面告诉我。
“可广州那边已经没有档案转出的资格了啊。”
“那就没办法了，当年你为什么要把档案调去外地呢？”工作人员反问。
“那就是说这档案跟户口一样，迁出北京就回不来了？”
“可以这么理解吧。”
“还有别的办法么？”
“可以走信访试试。”
一瓢冰水，把刚找到档案下落的兴奋劲儿给浇没了。
说到信访，又起了鸡皮疙瘩。
2011年我在北京被失踪了一段时间。
后来才知道，我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跑了很多很多地方，去了我消失前那个街区的派出所和居住地的派出所，都报过失踪，但均不立案，也拒绝提供其它任何形式的帮助。
父亲还去了市局、市政府上访。
因当过访民，此后好几年，他每次住宾馆，登记完身份证后，警察很快就会赶到现场。
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对不起父母的，就是这件事。
从社保中心回家的路上，又碰到了院里的大爷大妈。
我都忘了是否回应了寒暄，但愿还是嗯了一声。
这次的我在他们的眼里，除了无所事事之外，还叠加心事重重了吧。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
梦到内急，咬着牙胡走了几里地，终于看到一间公立厕所。
“请您出示证件，”公厕管理人员说。
掏出身份证、护照、图书卡、公共自行车卡往桌上一放，就想往里冲。
“请出示公交卡。”
赶紧再摸，万幸，带了。
滴，滴滴。
“对不起，系统显示您的公交卡曾经去过外地，不能再做为上北京厕所的有效证件。”
“能不能......”
“抱歉，就是这么规定的，如果觉得不满意，您还可以向信访部门反映。”
“信......”
“对不起同志，请把通道让出来。”
“下一位！”
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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